陈垣和陈门弟子
来源: 南方都市报 2012年07月25日   发布时间: 2012-10-13 09:06   3075 次浏览   大小:  16px  14px  12px
我祖父陈垣先生从1898年十八岁就开始教蒙馆,开始了他漫长的74年的教师生涯。根据初步统计,祖父教过的学生上万人,有很多后来都是有名的专家。比如,清史专家郑天挺,语言学家罗常培,都是我祖父在北京大学时的学生;牟润孙、白寿彝、翁独健等是他在燕京时的学生;还有单士元、赵光贤、史树青、史念海等等,都是他的学生。因受所掌握材料、篇幅等的限制,不能对这些学生都做详细的介绍,只能选择性地介绍几位。

1947年12月27日柴德赓左一、刘乃崇左二、启功左三和陈垣合影。



        我祖父陈垣先生从1898年十八岁就开始教蒙馆,开始了他漫长的74年的教师生涯。1922年,他开始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当导师,先后在辅仁大学、燕京大学、师范大学任教。1926年开始担任辅仁大学的副校长、校长,1952年院系调整,辅仁大学跟北京师范大学合并后他改任北师大校长,一直到去世,当校长有46年。借今天这个机会,我想就我所掌握的一些材料,对他的教育生涯做简单的介绍。

  根据初步统计,祖父教过的学生上万人,有很多后来都是有名的专家。比如,清史专家郑天挺,语言学家罗常培,都是我祖父在北京大学时的学生;牟润孙、白寿彝、翁独健等是他在燕京时的学生;还有单士元、赵光贤、史树青、史念海等等,都是他的学生。因受所掌握材料、篇幅等的限制,不能对这些学生都做详细的介绍,只能选择性地介绍几位。

“陈门四翰林”

  根据启功、周祖谟的介绍,抗战时期,北平沦陷,当时辅仁大学文学院有四位年轻的教师,经常到我祖父的住处去请教问题。祖父的住处是四合院,有两重院子,师生的谈话大多在南院。因为老去,时间长了,有人就给他们取一个外号,叫“南书房四行走”,或者叫“陈门四翰林”。那么这四个人是什么人呢?启功后来回忆说:“这四个人第一个是柴德赓,第二个是启功,第三个就是周祖谟,第四个就是余逊。”

  我祖父到晚年的时候,他字已写得不太清楚了,写过一个条子,条子上说:“过去柴、启、周、余人称"陈门四翰林",今柴、启、周三人皆有题词,独缺余,余逊让之也。”

  说的是怎么一回事?我祖父收藏有清代学者汪中临摹王羲之《圣教序》的书法长卷,很喜欢。所以,他让自己几个得意的学生在这幅长卷上题字。柴德赓、启功、周祖谟都有题词,时间分别是1964、1965、1966年,但没有余逊的题词。因为当时余逊已经生病了,比较严重。就是说,我祖父是肯定“陈门四翰林”(当时开玩笑的说法)这个说法的,认为这四个人是他得意的门生。上一讲,我已经介绍过启功,下面我将详细介绍柴德赓。

  史学传承人柴德赓

  柴德赓先生1929年高中毕业,因为仰慕我祖父,所以就考了北平师范大学的史学系。当时祖父兼任史学系主任,在史学系开了两门课,柴先生各方面表现得很优秀,很快引起了我祖父的注意。年终考试的时候,祖父把他列为优秀学生的第一名。

  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,因为柴德赓先生家庭比较困难,所以祖父就把他介绍到辅仁附中去讲课。1933年大学毕业以后,柴一度回到南方。三年之后,我祖父把他调回辅仁大学历史系任教。1944年1月,他离开北平,到了四川的江津(现在属于重庆),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,兼任图书馆馆长。1946年9月,祖父把他调回辅仁大学历史系。从1946年9月到1955年(柴德赓1955年调到江苏师范学院当历史系主任),一共9年,柴先生一直是我祖父很好的助手。

        1964年,我祖父承担了点校《旧五代史》和《新五代史》的工作,又把他从苏州借调回北京,有两年是协助我祖父点校,他主要是负责《新五代史》。柴先生离开北京以后,仍然不断和我祖父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。

  前面已经介绍了,祖父是把柴德赓作为“陈门四翰林”之一嘛,就是他的入室弟子,他是我祖父在史学上的主要传承人之一。

  如何传承?第一个就讲讲柴德赓先生的《史籍举要》这本书。1920年代开始,我祖父在北大等大学开了“中国史学名著选读”、“中国史学名著评论”这两门课。有时他把这两门课合起来,叫“史学要籍解题”。

  柴先生在北师大讲过这个课,后来在江苏师范学院都是把这两门课合起来讲,叫“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”。他的《史籍举要》这部书,就是这门课中关于史学要籍介绍这一部分。柴先生1970年去世以后,他的学生根据他的讲稿和油印的讲义,整理成书,就叫《史籍举要》。

启功先生和刘乃和先生多次强调,柴先生是多次听过我祖父的史学名著评论课的,以后他又讲这门课。我祖父有这门课的讲稿,从保留的讲稿可以看到,我祖父是把他的讲稿交给了柴先生。柴先生在讲这门课的时候又做了一些补充。所以他们两位都强调,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源于祖父的讲课和讲稿,我觉得他们这样说是对的。

  我祖父对柴德赓一直都非常关心。抗战后期,我祖父在北平,柴先生在四川,我父亲当时在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任教。当时,北平跟大后方通信非常困难,家书都是很珍贵的,但在家书中,祖父多次提及柴先生。

  1945年1月31日,祖父在给我父亲的家书中说:“青峰兄(编注:柴德赓字青峰)有通信否?闻他已到白沙,遵俭(陈注:我姑父)已见之,博识多闻,于遵俭大有裨益,汝等能图一晤,亦甚佳也。”

   抗战胜利后的10月7日,当时柴在白沙,我父亲还在遵义,要到第二年,浙大才从遵义复原回杭州。祖父在给我父亲的家信中还说:“青峰兄常有信否?余极念之……余极愿他回辅仁也……青峰走后,余竟无人可商榷也。”

        抗战胜利后,柴先生任教的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有学生举行罢课游行,柴因支持这些学生而被学校开除。当时我祖父并不了解具体的情况,只听说白沙女子学院解散。所以,在1946年3月8日的家信中说:“白沙师院解散,青峰未知何如?此等风潮,加入固不妥,不加入亦甚难处,所谓无可如何也。”3月25日:“青峰情形,殊可念,吾甚欲其北来,未知途中易走否也?”一直对他的处境很关心。1946年9月,祖父把柴德赓聘回辅仁当老师。因为祖父对柴的感情很深,所以柴先生1970年去世,这个消息一直到我祖父去世的时候都没有告诉他,我祖父一直不知道。

私淑弟子方豪

  方豪,字杰人,浙江杭州人,1922年入杭州天主堂修道院。1935年晋升为司铎(神父)。1941年起,先后在浙江大学、复旦大学和辅仁大学当教授,后来到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。

  应该说方豪是我祖父私淑弟子里面最突出的一个。他是通过写信和我祖父建立联系并请教,得到我祖父的指导,这么一步步成长起来的。

  他到台湾以后,197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,题目是《与励耘老人往返书札残剩稿》,文章中他讲:“我第一次冒昧地写信给陈先生,是在民国十五年十一月,我在杭州天主堂修道院肄业。当时修道院的教育非常落伍,而禁令最严的是绝对不许和任何人自由通信。我和陈先生通信,很显然的,是犯了修道院极严重的戒条,但我又如何能做到呢?因那年先兄正在杭州天主堂附设的启悟小学教书,往返信件,即由他代为偷送。”

        方豪给我祖父的第一封信,大致的意思是表达对我祖父的钦佩与尊敬。在信中,他还开了一连串书单,希望我祖父给他寄去。虽然我祖父当时已有很高声望,但还是很快给这名修道院的小修士回了信,并且尽量满足了他的索书要求。从那以后,两人就不断通信,现在看到的一共有四十多封信。

  当年方豪年少气盛,有时讲话不怎么客气,讲话容易过头。1935年12月29日,方豪在给我祖父的信中说:“来教谓"见闻不可不广,著书尤不可轻易下笔。"应该是我祖父在给他的一封信中跟他说,见闻要广,著书尤不可轻易下笔,不要轻易下结论。可惜这封信我没有找到。

  方豪接下来说:但是我现在看到你的《李之藻传》、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都比第一次发表时增加了很多。他的意思是:你教我见闻不可不广,著书不可轻易下笔,你自己不是老改吗?方豪拿这个来反驳我祖父。由此可见,方豪比较直率,有时候也比较自负。

  其实他是误解了。我祖父下笔是很谨慎的,但也不可能没有一点错误。所以,他发表一篇文章之后,如果发现有新的过去没有看到的材料或者有新的看法,在第二次发表的时候,他都要加上去,这对于我祖父来说是个正常的现象。

        在这封信中,方豪还请我祖父为他写一副对联,还寄了一元邮票作为纸墨费。我祖父把邮票退回去了,并有回信。方豪原来以为是绝交了,但是后来又看信中祝贺他当神父了,而且寄给他油印的著作目录,才放下心来。祖父这封信没有保留下来。

  抗战后期,方豪在贵州遵义,一方面是天主堂的神父,一方面在浙大教书。我父亲原来在香港,1943年初也辗转到了遵义,在浙大任教。那时,他和我父亲是同事,我们都称他方神父。

  祖父和方豪从1926年开始通信,那么两个人什么时候见面呢?1946年6月23日,抗战胜利了。那个时候我们家还在遵义,祖父给父亲写信说:“昨日方司铎由青飞平,廿年通信,一旦晤面,喜可知也。”而且方豪还向祖父介绍在遵义的时候跟我父亲交往的情况。这是20年以后两人的第一次见面,后来他就留在辅仁大学教书了。解放前夕,方豪到了台湾。

  秘书兼助手刘乃和

刘乃和,河北武清人(现划归天津市),1918年生于北京,比祖父小三十八岁。她的外祖父名徐坊,在1910年京师图书馆(今国家图书馆前身)开办时,与缪荃孙分任正、副监督,相当于后来的正、副馆长。

  1939年,刘乃和二十一岁时考入辅仁大学史学系。1943年毕业,又考上祖父的研究生。1947年研究生毕业,留校任助教,并担任祖父的助手,一直到1971年祖父逝世,历时二十四年。这期间,她由助教升为副教授、兼校长办公室秘书。1952年辅仁与北师大合并,师大党委正式指定刘乃和为校长秘书,兼顾校长的生活。刘乃和不仅是祖父的学生、忘年知己,也是他晚年的得力助手。

  祖父生前的学生很多,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,不可能经常在他身边帮助、照顾他。祖父原先也有过几位助手,如1920年代的樊守执,曾协助祖父清点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,1924年又曾受祖父委托,在福州为伯希和查找摩尼教的二宗三际经碑,并自称“受业”。但他们同祖父的关系,类似宾主,感情色彩较淡。

        刘乃和与他们不同,她是由学生而成为助手,长期以来,主要工作就是为祖父当助手。刘乃和虽然1939年就入辅仁史学系,但她真正能从学术方面协助祖父,是在研究生后期,特别是工作以后。

  刘乃和对祖父在学术上的帮助,一是协助祖父撰写《通鉴胡注表微》以后发表的论文,如收集资料等,但为数不多。二是修订旧著。新中国成立后,祖父先后有八种著作修订出版。修订工作包括加标点符号,修改个别文字,核对出处,看校样等。在这方面刘乃和做了不少具体工作。三是《旧五代史》的点校工作。

  学术工作之外的行政事务方面,刘乃和作为助手,为我祖父提供了不少帮助。祖父作为辅仁大学、北师大校长,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、全国人大常委等,要出席许多会议,发表讲话,批阅文件等等,这些方面的具体工作,是由刘乃和协助完成的,但是大政方针、关键问题,都是祖父最后拍板的。

        更重要的是生活方面的照顾。在生活方面,祖父在北京有共同生活多年的妻子徐蕙龄;做饭、洗衣等有保姆,应该是无需他人插手的。但是,在刘乃和由研究生成为祖父助手的前后,祖父夫妻之间的感情裂痕越来越深,最终导致两人分居。儿子仲益虽在北京,也不在一起居住。我祖父胞弟的三个子女曾经住在东厢房几年,但他们都在大学念书,不可能太多照顾祖父。新中国成立后,辅仁与北师大合并,北师大党委决定让刘乃和照顾祖父的生活,并让她住进兴化寺街五号,以便就近照顾。同时,还为祖父配备了一名公务员,一名专职护士(男性)。可以说,祖父的晚年,直至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前,他的生活比较安定、平静,心情比较舒畅,其中有刘乃和的一份功劳。

  当然,祖父对刘乃和的帮助也很多。刘乃和发表的文章,几乎每篇都得到他的悉心指导,精心修改。刘乃和的第一本论文集,书名就叫《励耘承学录》,她在自序中说:“(集中文字)在陈先生1971年逝世以前所写,都是经他亲自指导或修改。其中《三国演义史征缘起》和《顾亭林画与顾亭林之得名》二文,都是我初学写作时,在他具体帮助下写成,在此二文中可看出他对我学术成长的关心及所倾注的心血”。

        祖父还给了她以往任何人都没有的待遇,这就是亲手为她在自己的著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。原来,祖父的每种论著,凡是得到过他人(不论是前辈,还是学生)提供资料,或是提过意见,他必定在文中说明,表示感谢。但是,对于刘乃和,他的道谢,采取了特别的方式。主要表现在《史讳举例》和《通鉴胡注表微》的重版中。《史讳举例》是祖父的重要著作之一,最初发表在1928年的《燕京学报》,1958年,修订后交由科学出版社出版。祖父在“重印后记中”说:“今本系刘君乃和校本。刘君于本书用力至深,曾将全部引文一一检对原书,正其谬误,其须加卷数及引号者并加注卷数引号。今特用其本重印,以便读者。”这部新排印本中,多次出现“乃和按”的小注,这是祖父著作中,未出现过的做法。其实,祖父自己也多次校过这本书,“乃和按”等等的小条,有许多也是祖父亲自起草让刘乃和誊改在书中的。在《通鉴胡注表微》的“重印后记”中,祖父也特别声明:“标点符号,勘对原书和征引书目等等,多靠刘乃和同志,特此附记。”

        祖父逝世后,刘乃和对祖父的学术道路、成就贡献及励耘精神,继续总结、宣传,作出了贡献。刘乃和先生是校长秘书、学术助手兼照顾祖父的生活,这就是她的定位,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历任领导的共识

 
Skype